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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660年,百济王都泗沘城外,唐军主将苏定方已经年近七旬。
这个年纪,许多将领早已解甲归田,他却率军渡过熊津江,击破百济军主力,直逼王城。
百济灭亡后,苏定方的名字才真正传遍四方。
有意思的是,苏定方并不是李世民最早倚重的名将。
相反,他在唐太宗时期立下战功后,长期没有成为朝廷的核心将领。
后人因此留下“李世民只派他打一仗,便弃之不用”的说法,但这句话若当作严格史实,并不准确。
苏定方出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,也就是公元592年。
隋末天下大乱时,他跟随父亲苏邕起兵,转战乡里。
父亲去世后,苏定方带兵投奔窦建德。
窦建德败亡,他又参与刘黑闼的队伍。
这段经历,对苏定方后来在唐朝的仕途影响不小。
窦建德、刘黑闼先后失败,苏定方曾回乡隐居,甚至一度过起耕作生活。
与秦琼、尉迟敬德等早早归唐的将领相比,他的政治履历显得复杂,朝廷对他有所保留,并不奇怪。
公元630年,唐太宗命李靖统兵北征东突厥。
此时的苏定方已经三十八岁,重新进入唐军。
朔风凛冽,唐军追击颉利可汗部众时,苏定方率领两百名骑兵,趁夜突袭突厥营地。
这次行动规模并不大,却极具风险。
两百人深入敌营,一旦被发现,几乎没有退路。
苏定方借黑夜掩护突然杀入,突厥军队猝不及防,营中大乱。
唐军主力随即推进,战局很快倒向唐军一方。
这一仗让苏定方显露出果断、勇猛和善于抓住战机的特点。
按常理说,立下这样的战功,理应得到重用。
但唐太宗并没有立刻把他提拔到最显眼的位置,这才形成了后世所谓“一战之后被弃用”的印象。
实际上,苏定方并非完全没有官职。
他后来担任过左武候中郎将、左骁卫将军等职务,只是没有像李靖、李勣那样成为朝廷长期倚赖的统帅。
唐初名将众多,军政核心相对稳定,苏定方的出身与早年经历,又使他难以迅速跻身最上层。
更重要的是,唐太宗晚年,帝国的主要军事方向已经发生变化。
东突厥被击败后,边疆并非时时需要大规模出兵。
一个将领能否得到重用,不只取决于个人勇武,也取决于朝廷当时有没有合适的战场。
转机出现在唐高宗时期。
公元655年以后,高句丽、百济、西突厥等方向相继成为唐朝的军事重点。
朝廷需要的,不再只是能够冲锋陷阵的猛将,而是能独立统筹远征、处理复杂局面的老将,苏定方恰好在此时重新进入核心视野。
公元660年,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,统率唐军进攻百济。
唐军从成山登陆后,迅速击败百济军队,随后沿河推进。
百济军虽有兵力优势,却被唐军连续突破,王都泗沘很快陷落,百济义慈王出降。
这场战争中,苏定方并不是单靠个人勇力取胜。
他能够把水陆运输、主力推进和地方控制结合起来,先打垮百济野战力量,再压迫都城。
百济灭亡后,唐朝设置熊津都督府等机构,试图将军事胜利转化为长期统治。
苏定方的真正高峰,还在西域。
公元657年,唐军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,苏定方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,在金山一带击破敌军,随后穷追数百里。
西突厥汗国的主要力量由此瓦解,唐朝势力推进到中亚地区。
值得一提的是,西突厥并非一个城池,也不是一支可以一战消灭的普通军队。
它拥有广阔疆域和多个部落联盟,苏定方的胜利,既有正面作战,也有对部众分化、对交通路线控制等因素。
把这场战争简单说成“带兵冲锋便灭国”,反而低估了他的军事能力。
晚年的苏定方仍未停下脚步。
公元661年,唐军继续经营朝鲜半岛,并对高句丽施加压力;
此后,他还参与唐朝西部方向的军事行动。
那时的苏定方已经七十岁上下,视力和体力都不可能与青年将领相比,却仍能承担远征主帅的职责。
公元667年,苏定方去世,终年约七十五岁。
后世称他为一代名将,并不只是因为他曾在夜色中率两百骑兵突袭突厥,更因为他在沉寂多年后,仍能在高龄统领大军,先后参与灭百济、破西突厥等重大军事行动。
他的经历也说明,名将的价值未必在最早的成名阶段完全显现。
苏定方早年经历曲折,曾被边缘化,却没有因此失去统兵和判断的能力。
等到帝国真正需要一位久经战阵、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时,他已经把锋芒藏了几十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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